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、博大精深，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。展开历史长卷，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；从“洛阳家家学胡乐”到“万里羌人尽汉歌”；从边疆民族习用“上衣下裳”、“雅歌儒服”，到中原盛行“上衣下裤”、胡衣胡帽，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、胡琴、旗袍等，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。各族文化交相辉映，中华文化历久弥新，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。

——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

 

▲洛阳龙门石窟景区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头像。（新华社记者 王颂 摄）

鲜卑族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，公元386年，鲜卑族拓跋部建立北魏政权，逐步实现了局部统一。为巩固统治地位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缓和民族矛盾，北魏统治者逐步实施汉化改革。到第七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执政时期，改革被推到极致。

公元472年，年幼的拓跋宏在祖母冯太后和众大臣陪同下于春耕日籍田。自秦汉以来，中原最高统治者在春耕前率百官亲耕农田，行籍田典礼，以显示对农业的重视。出身游牧民族的北魏皇帝以借鉴中原地区传统的方式，表明了推进汉化改革的决心。

除政治上改革官制、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外，孝文帝改革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将都城从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迁往洛阳。

洛阳，古称“天下之中”“中州之地”。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。据《魏书·高祖纪》载，公元490年，“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”。

迁都中原后，孝文帝更加积极地吸收中原先进文化和制度。例如，尊孔子，为群臣“班赐冠服”，并“行幸鲁城，亲祠孔子庙”，依汉律制定礼乐刑罚；学汉语，令文武百官说汉语、穿汉服；改姓氏，改鲜卑姓氏为汉姓，其中皇族拓跋氏改姓元氏。

孝文帝推行的改革，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一方面，它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权封建化进程，北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，粮食产量增多，手工业和商业日趋活跃；另一方面，缓和了此前因长期战乱而导致的民族矛盾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，为国家重新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。

云冈石窟、洛阳龙门石窟、敦煌莫高窟被誉为“中国三大石窟”。其中，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均始建于北魏时期，是北魏王朝留给后世的珍贵文化遗产。这些石窟留存着民族融合的深刻历史印记，是多元文化交融和文明互鉴的结晶。云冈石窟中雕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窟龛，深受汉文化影响，造像面容清秀、雕饰奇丽，服饰也体现出南朝士大夫“褒衣博带”的典型装扮。同样的“秀骨清像”，也出现在北魏迁都洛阳后雕凿的龙门石窟中。

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在山西考察时强调，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这一殷切嘱咐为我们正确认识云冈石窟的价值指明了方向。

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趋势，交融统一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永恒的主题。秦代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，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，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，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，而此后的金、元、清等朝代的统治者也都继承了这一传统，推动各民族共同缔造、发展、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。

可以看到，在北魏时期，统治者在大规模学习中原先进文化的同时，中原地区也受到鲜卑族等北方游牧民族刚健质朴气息的影响。北魏民歌《李波小妹歌》云：“李波小妹字雍容，褰裙逐马如卷蓬，左射右射必迭双。妇女尚如此，男子安可逢？”一位深受游牧文化影响的汉族女子骁勇的形象跃然纸上。字里行间，透着飒爽之气。

文化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，而是相互融通。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、交融互鉴，成就了中华文明的精彩纷呈、博大精深。回溯历史，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“胡服骑射”，向北方游牧民族学习骑马射箭之道，到唐代丝绸之路繁荣，西域的胡旋舞、龟兹乐舞以及服饰等成为长安的时尚，再到宋末元初，汉族女子黄道婆融合海南黎族纺织技术与江南纺织技艺，创“衣被天下”之盛景……一部中华文明史，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交融汇聚的历史。

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。从古代的孝文帝改革、边疆民族习用“雅歌儒服”、中原盛行胡衣胡帽，到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、胡琴、旗袍……总书记如数家珍地讲述，听者耳熟能详，引起广泛共鸣，进一步激发了各族人民的文化自豪感、自信心。

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，是对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之所以根深叶茂、绵延不绝的解答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，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着中华文化，中华文明因此而繁荣壮大、经久不衰。

（本文刊发于《中国民族报》2021年1月26日05版，执笔：李翠。）